《太陽的孩子》是今年下半年度極具重要性的一部國片，由鄭有傑與勒嘎·舒米共同擔任導演，2015年7月4日在台北電影節首映，就拿下台北電影獎觀眾票選首獎；9月25日正式上映，兩週票房賣破600萬台幣，更受邀成為新加坡國際電影節開幕片，當地票房光預售就超過500萬。
電影開始時，字幕貼心地提醒觀眾，這部電影雖取材自真實事件，但團體名稱、人名等均為虛構。其所取材的真實事件主要有兩件：
一、海稻米的願望
《海稻米的願望》是2013年時發表的紀錄片，內容記述世居花蓮縣豐濱鄉港口部落的阿美族原住民們，合力修復水圳，復育石梯坪海岸水梯田的故事。
港口部落的石梯坪，在幾十年前還是一片綠油油的水梯田，除了提供農穫產出，也涵養了豐富的生態；但是多年來卻因為休耕、斷水與人口外移等原因而荒廢了。自外地回鄉的行動藝術家舒米·如妮，在2010年發起了復育水梯田的行動，她說服村民，並尋求政府單位協助。在村民、林務局與花蓮縣政府的通力合作之下，成功地重新復育水梯田，目前有32戶農戶在此耕種6公頃的梯田。
《海稻米的願望》發表後，鄭有傑導演便找上這部紀錄片的導演勒嘎·舒米，他也正是故事主人翁舒米·如妮的兒子，希望能夠將海稻米的故事改編為劇情片搬上大銀幕。這就是《太陽的孩子》的由來，本片至少有八成以上的篇幅是以海稻米的故事為主幹發展的。
二、「封冰箱」事件
港口部落的原住民們古時是以堆放在田邊的石堆作為土地劃界的依據，國民政府來台之後將土地通通收歸國有，原住民們必須向國有財產局「承租」才能耕作。基於這樣的不正義與長期爭取，1989年政府開放原住民原居使用土地可申請劃編為保留地，以保障原住民對土地的使用與管理權利不受侵害。但是，花蓮縣政府卻在1994年時，將港口部落土地無償撥用給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並在面對村人抗爭時，主張「資料佚失」而無法處理，導致港口部落居民與政府單位間長期的摩擦，居民亦在二十幾年間持續抗爭。
2011年12月23日，部落居民發起「封冰箱」行動，藉「豐濱鄉」的諧音，代表意欲取回原住民天然的冰箱：山林與大海，希望喚起政府單位與大眾對此事件的重視。對於這場抗爭，警方派出手持了防暴盾牌的優勢警力，在一定程度的推擠衝突之後，將抗爭民眾限制在風景區旁的草坪上。
這起「封冰箱」事件，也就是《太陽的孩子》電影後段抗爭衝突場面的由來─同樣以政府單位用「資料佚失」當理由，將村民土地賣給財團，來導出抗爭的發生。
當然，《太陽的孩子》是一部劇情片，不是一部紀錄片，不需要與真實事件完全一樣，這是沒有問題的。但我認為它依然有兩個重大缺點：
一、導演引入的概念與主要事件的本質相悖
雖然說《太陽的孩子》劇情線主要來自海稻米的故事，但導演們想談的顯然不僅如此，對原事件最大的改動就是增加了許多「政府壓迫人民」的情節。
政府的僵化與官僚剝奪民眾權利的事件在現實中層出不窮，近年來也是方興未艾的公民運動抗爭的重大目標，苗栗大埔案、洪仲丘、以至太陽花，都與此概念有關。只是很不巧的，海稻米事件正好不屬於此。
海稻米的故事是個溫暖有愛的故事，從村民間的互助合作，到林務局與縣政府在預算與人力上的鼎力支持，都相當正面，看不出官逼民反或是階級壓迫的蛛絲馬跡。
但為了劇情的張力，同時也為了導演們想要導入的「政府壓迫人民」這個概念，在電影版中做了許多修改。例如在電影中，慨然提供預算補助與苦口勸說村民使用有機農法的，是一位叫吳慶華博士的大學教授；但事實上，這個角色的原型是隸屬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的林華慶先生，他的政府機關色彩在電影中被抽換掉了。除了林務局之外，花蓮縣政府農業處在復育水梯田上的協助，在紀錄片《海稻米的願望》中也清楚可見。但這些政府機關扮演的角色，到了「太陽的孩子」裡，化身為穿著國民黨傳統配色背心的鄉長，開口閉口「你到底要甚麼？」，正正是個幫助財團剝削村民，官僚顢頇的大反派。
事實上，當年《海稻米的願望》紀錄片根本就是林務局出資補助拍攝並發行的。
在一段訪問中，導演鄭有傑曾經表示，他不想過於表現誰是好人誰是壞人，但這句話只適用於擔任房屋仲介的角色聖雄身上；對於表現政府機關的壞，導演們倒是毫不手軟。
如果單純以劇情安排的需要來看，塑造反派本來無可厚非，政府壓迫人民也確實存在，導演們想把這個概念引入電影，動機上並不奇怪。問題在於這個概念與原事件本質上出現了衝突，海稻米事件原來說的是合作、懷舊、人與土地的牽繫、外來的支援與共願，是個溫暖正向的故事；但「太陽的孩子」除了這些之外，還想要講權力壓迫、政府失靈、人性掙扎、小人物的奮鬥與抗爭等等，大幅改變了原故事的面貌，這已經不是改編，這是創造了一個全新的故事。
與其改變了海稻米事件的原貌，讓看電影的人們誤解海稻米故事中原有的內涵，還不如拿大埔事件來改、拿美麗灣事件來改、甚至直接單拿「封冰箱」事件來改，都會比海稻米的故事在這部電影中呈現的尷尬面貌更為適合。
二、粗暴不成熟的象徵與戲劇表現手法
往下一層，當導演有意利用一些象徵性的元素為電影引入自己的觀點時，方法有百百種。但本片採取的方式過於粗暴，破壞了故事的說服力。
在電影後段的抗爭中，Nakaw挺身阻擋挖土機的段落，是重現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中，單槍匹馬阻擋坦克車的無名勇士；鄉公所召集村民開會時，鄉長沒頭沒腦，前言不對後語地硬是講出一句「利大於弊」，是影射去年服貿爭議中馬英九政府的言論。
這些再鮮明不過的橋段，被突兀地、毫無必要地安插在電影中，會使觀眾在觀影時瞬間清楚地意識到「這些不是真的」。除了導演的自我滿足之外，也只剩下取悅對這些事件持特定立場觀眾的功能。作為一部號稱以「寫實手法」拍攝的電影而言，這種做法直接破壞了故事的真實感，也造成了「中國威脅」這個元素與電影中原住民困境間因果關係難以交代的問題。
相反的，對於攸關水梯田復育是否能夠成功，最重要的橋段─女主角在會議中成功說服村民的那場戲，卻是毫無理由地草草帶過，令人完全無法理解村民們從原來的保守抗拒轉為無私支持的理路為何；也令人不禁思及類似劇情之下，《永不妥協》（Erin Brockovich）中令人屏息的劇情轉折，以及《搶錢世界》（Other People’s Money）中Danny DeVito的精采演說。
總結來說，《太陽的孩子》是一個很可惜的、被說壞了的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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