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卡風波中馬英九的回應策略

有關綠卡風波，我已經懶得敘述這個議題有多麼無聊。在美國很可能出現首位非裔美籍的歐巴馬總統，秘魯人民更早在十八年前就選出擁有雙重國籍的藤森之後，討論這個議題只是不斷的羞辱台灣人民對於多元包容以及理性的水準而已。

我比較感興趣的是馬英九的危機處理方式。

從一開始的「全家都沒有綠卡」，到「二十多年前曾經有過，但早就放棄了」，說法的改變，雖然邏輯上並沒有矛盾，更扯不上甚麼愛不愛國，但謝長廷有一句話沒有說錯，這樣的回答確實會讓人民對馬英九的「誠信」產生懷疑。

怎麼會選擇這樣的回應方式呢？

在辯論比賽中，裁判對於比賽中出現的論點交鋒採取的是極為嚴格的認定標準，凡是場上未被提及、沒有共識或是無法證明的論點都不會影響裁判的判決。也就是說，在評判的過程中，即使是裁判自身對於場上辯士的說法有再大的質疑，只要這個質疑沒有真正為場上辯士所證明，他就必須硬生生把它吞回肚子裡，當作自己多管閒事，一切都沒有發生過。

因此，在辯論比賽中，答辯者面對對方提出的疑問，常常就是採取最保守的防禦態度：「少講為妙」。對方問到哪裡，就講到哪裡，儘量壓縮對方從自己的答辯裡衍伸推論或提問的空間，只要對方沒講沒問，我就當作甚麼都不知道，對方問了再回答就好了。在辯論實務裡，這也確實常常可以減少在比賽中額外失分的危險。

但這其實是不對的，因為這種做法與一般人在使用語言時的習慣大不相同。

使用口語傳播最大部分的理由是為了「說服」，而一般人在非學術性場合被說服的理由通常不是來自於「證明」，而是來自於「信任」。為了有效率的使用語言，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與人溝通時不會全然的要求對方為每一句話負起舉證責任，只要是不悖離經驗法則太遙遠的論述，要不要接受對方的說法，常常是利用對方的身分地位、溝通過程中的態度與以往的交往經驗所共同建立起的「信任度」做為標準的。

那麼，如果有人說話老說一半，而且還只說對他有利的那一半，我們要怎麼信任他呢？

一對男女交往，女方問男方：「你結婚了嗎？」，男方說：「沒有。」後來發現他已經訂婚了，只是還沒結婚而已。如果你是女方，你會怎麼想？

如果你買一棟房子，問仲介商：「這棟房子是海砂屋嗎？」，他說：「不是。」你搬進去後才發現竟然買到輻射屋，你會怎麼想？

兩個例子裡，被詢問者的回答在邏輯上都沒有問題，男子當時確實沒結婚，那房子也真的不是海砂屋，但，你以後還會信任那名男子或仲介商嗎？

第一個例子裡，女方雖然問的是「結婚」，但她事實上關心的是那名男子的所有婚姻關係。

第二個例子裡，買方問的雖然是「海砂屋」，但想必所有跟居住安全有關的問題他都想知道。

所以，當他們發覺對方有選擇性的隱瞞之後，自然就不敢再信任對方了。

看到馬英九被問到有沒有綠卡的時候，人們想知道的也會是所有跟馬英九有關的國籍問題。雖然已經放棄了二十幾年，但馬英九不會不記得他曾經擁有過綠卡。

那麼，為什麼要隱瞞呢？這個隱瞞不見得就會在綠卡問題上使民眾覺得他不愛國，但卻會使民眾對他以後所說的每句話的信任度大打折扣。

選舉不是一場辯論比賽，它的裁判不是學有專精、嚴守規範的辯論專業評審，而是一般的普羅大眾。這些大眾投票的時候不見得要看到誰提出了甚麼犯罪事證，也不需要成立甚麼裁判心證，憑著一股「信賴」，他們就有可能投票給任何人。從這個角度看，馬英九在綠卡事件的回應方法是一種或許成功的辯論比賽技巧，但卻是個完全失敗的選舉策略。